本事
小时候害羞，又对自己的仪容自卑，每到值得记念的景点或生活中特别关键的时刻总不肯照相，还自我解嘲，说已经“永远刻在心版上”，然而随着年事渐增，细数心版，却稀疏贫乏。。。。难道记忆真的淡远；过去，已消失于无形？不，我曾经努力忘记某些往事，然而它们总在我不小心时悄悄出现：有时在梦中；常常，它只盘旋在心头，让我忘记身在何处，让我在群众里默然无语：那是四月里的一天，我遽然失去母亲。。。
妈的身體一直很健康，她每天早起晨運﹐數十年從不間斷。两千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妈因为身体虚弱，没有胃口，从台北敏妹家南下到台中荣总医院急诊室挂号。主治医师吴大夫看了X光片，怀疑小肠有个小洞，主张立即开刀，虹姐讯以何不做进一步检查，吴大夫说检查本身可能造成危险，遂送进手术房，半小时后大夫出来通知家属，妈得了末期癌症，已扩散到整个腹腔，无法做任何治疗，生命只有三周到三个月。于是替妈安插了胃管，排尿管，腹部引流管和呼吸器，送到恢复室。
四月三日晚妈的情况稳定, 被转进普通病房。五日上午拔除尿管，下午二时半又装上，之后就没有怎么排尿。五时半左右拔除胃管，喝了三十cc水。（呼吸器必定也是这天拔除的？) 据敏妹说，从四日到六日，妈是完全清醒的。
六日上午虹姐推妈坐轮椅在走廊上绕了一下，同一天我在越洋电话中跟妈说了话；我说：妈，我回来看你。妈说：你回来吗？我说：是，我明天就回来。当天下午妈就因吐血再度被送进加护病房。
七日晚十一时，经过二十几小时的颠簸，我赶到台中荣总医院，立即进入加护病房探视妈；妈仍在昏迷中，但当我握着她的手，呼唤她，她会抬起右手，稍稍的握紧一 下，又似乎有点儿知觉。这之后的三天，妈一直没有清醒过来，肾功能明显下降，排尿几乎停止，手脚开始肿胀，每次进加护病房探视她，都觉得她对痛的感觉更强烈，眉头皱地紧紧的，费劲的想要做或说什么，然而嘴里含着呼吸器，什么也不能说；双手也被绷带固定在床架上，为了防止它们舞动，碰触到各种插管。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表达自己任何意愿的能力。敏妹说的贴切：探视她一回，心痛一回。
十一日下午加护病房的值班医师林大夫建议停止侵略性治疗，于是安排进入普通病房，只作安宁看护。普通病房的值班医师巫大夫提醒我们以妈目前的情况，所谓安宁看护大约就只有两三天的时候了，要我们把握时间和妈相处。过了一会儿，自从妈二度进加护病房就没再出现过的主治大夫吴主任突然和巫大夫一起来病房查视，彼此小声地交谈，没有对家属说任何话，就出去了。然后特别护士从护理站拿回2100cc生理食盐水，说是吴主任开的处方，要在明早和早班护士交班前打完。 我们疑惑的问不是停止侵略性治疗了吗? 护士答以吴主任说当肾功能极度衰竭时，注入大量的食盐水有可能会迫使肾脏再度恢复功能。我们将信将疑，只希望妈不要因此受太多痛苦。
十二日整天妈非常痛苦，全身肿胀，身体不停的扭动，然而嘴里含着呼吸器，什么也不能说。实际上她到底有没有意识我们也不能肯定。但如果没有意识，为什么对痛的感觉又那么激烈呢? 排尿几乎完全停止，水肿日益，明显的看到液体从皮肤上渗出。这时我们终于意识到吴主任的治疗方式直接导致妈的痛苦。通知护理站的护士为我们联系吴主任，得到的答复一直是他在手术室忙着，不能来病房看视。黄昏时吴主任和巫大夫终于出现，我们指着妈肿胀渗水不停扭动的身体，坚决的表明家属的意愿在减轻病人的痛苦；于是停止治疗。奇迹一般，妈的痛苦即刻减缓，加上止痛剂的作用，似乎渐渐睡著了。很奇妙的是在护士为妈翻身和洗擦后，我们不约而同的围在妈床边，谈起家中一些有趣的往事，这时候妈好像有点清醒过来，不停的试着睁开眼睛，好像极力的想看看我们，大家都很受鼓舞，却又暗暗发愁，不会是迴光返照罢?
十三日上午妈很安静，我们乘机为妈洗脸，梳头。下午特别护士和我们为妈仔细的翻身擦身，并换了干净的住院服。大约五点钟左右，呼吸器开始呼叫。护士试着做各种处理，呼叫器并不停止。呼吸科的操作员被请来。这时特别护士发现妈心跳下降，开始联络大夫，然后众多护士们进进出出，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反应，只能围在床边。接著一位护士推进一台机器（事后才只道是心电图监测器），吴主任和巫大夫也来了，看了看监测器，往外就走，临出门，巫大夫说：六点三十六分。就这样，妈被宣告死亡：两千零一年四月十三日下午六点三十六分。
伦理/人道
四月十日星期二午后，加护病房的值班医生告诉新哥妈的肾功能已严重衰退，问我们要不要洗肾。医生说洗肾属于侵略性治疗，有一定的危险，同时过程也颇痛苦。虹姐，敏妹，新哥，和我，四个人一起讨论，在作与不作之间，很感筹躇。后来决定去跟安宁科的黄医师谈谈，或许他能给一点建议。黄医师说，譬如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出了车祸，你给不给他治疗? 如果不给他治疗是不是违反医学伦理? 这话给新哥很深的启示，虽然不忍看妈多受苦，还是在探视时对昏迷不醒的妈说：妈，明天给你洗肾。声音哽咽，心里的挣扎不言可喻。
我比较寻求医学的事实。洗肾和不洗肾对改善妈目前的景况，各有几个百分比的成功率？几个百分比的失败率？可是医生不跟我们作任何讨论，我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只是描述性或预测性的语句。在这样的基础上，家属怎能作出合情又合理的决定呢？我心慼然，彷徨终夜，在寂静的走廊上踱步到天明，觉得以妈目前的情况来判断，似乎不洗肾比较合乎人道。当天下午加护病房的值班医师林大夫建议停止侵略性治疗，让我们免去更多的内心挣扎。然而，这是否也是妈的意愿呢?
教友
台中，高雄教会的弟兄姐妹闻讯，分批来探望，盛情本来可感，态度则十分可恶。一个姐妹进房就大声地说： 陈师母，主来接你了！另一位则大声对着我们说：人死了听觉还在，你们要祷告给妈妈听，在我们家乡，人死了都放三天的。。。久滞不走，大声齐祷，我不得已只好请护士长到病房示意，说病人需要休息，请他们早回。虹姐对我美国式的不近人情颇有意见，说：这批人是妈每天相处的朋友，妈就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我忍着不回嘴，心里却暗暗的想：妈若享有一个安详幸福的晚年，会用宗教来麻醉自己吗?
安息礼拜
“我是一个异乡旅客，跋涉遥远的道路；虽然有时遇见阻隔，引我亲天父 。。。”安息礼拜是妈的遗愿，台中教会的长老们怜悯我们的哀思，主动负起责任，联络各地的弟兄姐妹，租场地，大型巴士，选诗歌，摘录圣经章节；聚在一起追思祷告，安慰妈的亡灵。妈自从归依基督，四十年来，未尝一日不以祷告为一天之始，复为一天之终。每个星期两次到三次的聚会，也从不间断。晚年独居，生活清冷，更以教会为家。妈生前最大的心愿是引领我们子女归依圣们，我每个星期给妈打越洋电话，她总是不断劝导，可惜我们始终没有被感化的福气；而今，听着这哀惋的圣歌， 即使心硬如铁，也难不神伤！
主流之外
十三日下午的特别护士是位勤快的年轻小姐，若不是她机灵，我们也不会意识到妈已近临终的时刻。骚动和震撼过去后，是她带领着我们处理一应事宜。与诸位大夫的冷淡相反，她不但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并且很有人情味，在为妈整理遗体时，每一个动作都小心异异，配以温和的语气，一再说：奶奶，替你拔胃管；奶奶，替你换衣服。。。。让人觉得她对待的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
二十二日安息礼拜和火葬场的经历是很忧郁的，结束之前的一件小事倒令我难以忘怀。当新哥办完各种手续，大家等在走廊上领取骨灰时，把骨灰送出窗口的年轻技工居然对着骨灰坛和家属深深的鞠了一躬。我想，只有在小人物身上还能看到一点人性的温暖罢？
馀音
一九六四年搬到台中模范村时认识的邻居张妈妈，是妈最好的朋友。当家中突然遭难，亲离众叛，她却经常接济我们；尤其在妈被迫离家时，她主动来照顾尚年幼的我们。她对我们的照顾是很实际的，每隔几天便送些食物来，让我们不至于断炊，记得敏妹出水痘也是她带去看医生的。张妈妈一家后来移民到美国，与妈见面的机会不多，记得上次会面已是十馀年前的事了。
近年来张妈妈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妈什么时候能来美相聚。但妈始终没能如愿前来。从张妈妈迫切的语气里，我可以感受到她对妈的思念日切，今年初张妈妈来电兴奋的说她可能会在二月里回去参加台中新教会的落成聚会，她要我告诉妈这消息，并约了与妈在台中见。
妈的兴奋可想而知，她特地和台中会所联络，问清楚了聚会的时间，和接待回国弟兄姐妹的程序；想到美国的气候比较冷还特地买了几件棉毛衫预备给张妈妈带回美国。不幸妈从二月开始肩痛，背痛；被医生误诊为急性神经炎，嘱妈卧床休养。妈先是万般不愿，后来疼痛愈烈，才不得已和张妈妈在电话中略谈，据说因为线路不清，彼此并未深谈。
四月底我从台返美，带了给张妈妈的棉毛衫，一条妈常用的小方巾，一张妈的小照，和安息礼拜使用的经节诗歌，打算寄给张妈妈做个纪念。在给张妈妈打电话时，才从她媳妇那儿得知张妈妈在台湾不小心跌跤骨折，住院将近三周，回美后排尿渐感困难，然后因水肿送医，我打电话的那天她已陷入昏迷，在加护病房躺了三天了。
昨天在电话答录机上得到张妈妈媳妇的留言，张妈妈于五月二日病逝，离妈过世只有二十天。。。